日前，科技向善白皮书2021版《共生：科技与社会驱动的数字化未来》正式上线。本书总结和梳理了过去一年全行业对数字化未来的思考与实践，从疫情之下的科技“战疫“，疫情之中科技与产业范式的变革，到疫情之后未来工作场景和创新动力的变化，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和建议。
北京大学教授邱泽奇在序言中表示，科技公司是提供科技产品和服务的主体，愿意倾听社会的声音，是科技向善迈向务实的前提。与此同时，社会对科技产品与服务提供建设性的诉求，则是让科技迈向“向善”的有效保障。
现实与虚拟世界的新型关系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考中，信息科技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次世界范围的危机打上了数字时代的烙印。不同产品和技术从用户与社会的需求出发，快速迭代、积极应战，可以说这不仅是一场见招拆招的技术大考，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实战检验。
《共生》一书以应对疫情的挑战为切入点，探讨了过去一年传统行业与数字技术、线下与线上商业、现实与虚拟世界的新型关系。通过调研、案例、访谈等多种方式，重新定义科技赋能社会的基本法则，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选取了“科技战疫”的四个片段：狙击谣言、救命AI、公共服务数字化、企业运营线上化等四个阶段。 从时序上覆盖了疫情进展的不同阶段，分别考察科技如何应对疫情暴发之初的信息之争和严峻的生命考验，又如何支撑战疫走上精准化、智能化道路。
第二部分则通过案例形式，展现了科技产品在“透明、普惠与共融”上的探索。 像谷歌尝试通过模型卡的方式让更多人理解AI，不仅能够打消用户的疑虑，也可以让更多人在理解人工智能产品运行原理的基础上，参与到科技生态、规则的建设中来；而快手的流量普惠策略，则通过规则的设定让更多人获得被看见的机会;B站的“社区氛围”能独具特色，和其通过特定机制建设，吸引用户深度参与密不可分;而在儿童自闭症诊疗中，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识别效率和诊断规模，抓住诊疗的黄金窗口期。
疫情终将过去，科技行业在这场抗疫过程中和社会各方一起，贡献了创新和智慧。当从极限考验回归到社会常态，需要通过相应的机制沉淀过往的创新，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对科技行业而言，构建面向数字时代的科技责任机制成为重要选项。《共生》第三章则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相关的伦理机制建设。
从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疫情催生的变革，有些是阶段性需求，有些则会成为长期趋势。例如，远程办公这一新的工作方式已经在部分企业成为一种长期选项。在工作场景和模式变化背后，需要一系列薪酬福利、组织沟通、团队协作等制度与之相匹配。这种场景的转换也将引发企业管理方式的大变革。同时，当量子计算、基因编辑、脑机接口逐渐成为现实后，该如何去想象不一样的未来? 在《共生》第四章，则邀请十位来自科技、商业、管理、创新、科幻、传播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多元视角更好地理解疫情带来的冲击、改变，并获得面向未来的建议。
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造
在全球遭遇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成为唯一由负转正的主要经济体，背后则是一系列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难题，譬如，如何既控制疾病的传播，又保障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有序开展?既为数字原住民赋权，又为数字移民赋能? 在邱泽奇看来，这些问题不只是政府面对的社会公平性问题，更是科技公司面对的社会价值选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朱恒源认为，把企业、社会、技术放在疫情场景之下，尽管社会自身对科技的期待存在张力，但理解社会期待的复杂性依然是企业提供“善的产品和服务”的前提，理解人类适应能力的滞后性，其实需要整个产业界而不仅仅是科技界创新科技、企业、社会之间新的关系模式。
他把这种新关系模式的形成过程称之为新范式革命。在“技术-经济-社会”范式变革的大背景下，会出现大量的创新，每一个创新都有可能会触碰社会接受的边界，大量的创新就预示着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带来冲击和挑战。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技术后发国家，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场景，这是我们的优势。当然，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可以造福社会，也有可能带来新的挑战。如果把新技术的应用比作一匹骏马，我们既要允许马儿跑，也应该有一个人来引导它， 至少不让它去踩伤人群。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提供了一个节奏性判断，指出疫情提供的极端环境改变了以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方式，出现了“线下主动找线上”的模式， 在产品与服务的关系中，把服务进一步推上前台，制造业的服务化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从而把科技的社会价值推上了前台。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疫情期间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快递、外卖、直播带货等线上形态对实体经济的反哺，数字化技术和应用的普及同样带来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像这次疫情期间的一些物资捐助，很多都是通过网络实现了跨地区、跨国界的物资调运、分配。尤其是在 大家出行受限的情况下，网络社群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一些小区的日常生活采购、邻里之间的相互协助，很多也是通过网络社群来完成的。
在姜奇平看来，这和我们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有很大不同，我们日常的治理模式都是自 上而下的结构，它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即便是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 虽然大多时候是通过自组织、自协调的方式来解决社区里的各种类型的问题， 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通过集中化的方式，来服务社区的各种需求，属于传统的机构对个人的模式，居委会和居民之间有相对明确的角色分工。
但在这次疫情中，除了传统的治理模式，我们也看到了通过分布式协作来促进社会治理的可能，尤其是涉及各种民生问题、生活服务问题时，可以尝试通过网络社群来协助完成。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继居委会之后，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又一大创新。而这些创新的实现，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
北京大学王宽诚讲习教授、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认为，对当下的环境而言，企业不能只讨论商业逻辑，而是要正视企业与人、社区、行业等各方面的影响与责任，只有回到“让世界变得更好”这个逻辑上，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同样认为，从解决社会痛点的角度看，企业应该花一点精力探讨，在社会比较关注但传统商业模式很难解决问题的领域，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利用新兴的技术手段，有可能探索出一些新路。
据了解，科技向善白皮书是由腾讯研究院、腾讯学堂联合出版的一项年度报告。从2019年起，每年通过内外部案例研究和访谈等形式，记录和研究科技行业“向善”的产品与服务，聚集各方专业人士围绕科技行业的创新思考与建议。目前已成为针对新技术及应用，寻求各方共识、探索解决方案，提升数字社会福祉的重要交流载体。
